實由造化得心源——再論南軒詩歌與輞川遺韻
作者：黃阿莎（哈爾濱工業年夜學深圳研討生院）
來源：原載于《文雅：張栻、儒學與家國建構》，周景耀主編，光亮日報出書社2016年5月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六月廿一日壬寅
耶穌2017年7月14日
張栻是南宋時期有名的理學家，身為湖湘學派的代表人物，他與朱熹、呂祖謙齊名，并稱“東南三賢”。除大批理學著作外，張栻留下四百九十首詩作，并有論詩片羽。對于理學家的詩歌，后人評論紛歧。揚之者如張文炅《濂洛風雅序》云：“即境即心，即包養女人物即理，亦風人之所不克不及爭也”；貶之者如劉克莊《恕齋詩存稿》云：“率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者耳”。作包養甜心為南宋時期最有影響力的理學家之一，張栻的詩歌應該被若何對待？他的詩學思惟與理學思惟的關系應該若何探討？又與宋代詩學有何關聯？本文將從一則明人的評論進手，以張栻山川詩為重要討論對象，對以上問題進行探討。
明代楊慎云：“宋詩信不及唐, 然此中豈無可匹體者? 在選者之眼光耳。”他認為，張栻的《題城南》、《東渚》、《麗澤》、《西嶼》、《采菱船》“五詩有輞川遺意, 誰謂宋無詩乎?”[1] 輞川，指的是盛唐詩人王維所居包養網推薦別業的地名，王維在輞川創作出大批空靈清遠的山川之作，并由此而獲得“詩佛”之稱。楊慎認為張栻山川詩歌中保存了王維山川詩的精華韻味，這五首山川詩更可代表宋詩的最高成績。楊慎的這一評價獲得當代學者的認同，若有論者就此撰文《論張栻山川詩的輞川遺韻》，通過對比，認為“其山川詩閑澹簡遠, 極富輞川遺韻。”[2]假如僅從字句與體制上來看，張栻山川詩歌喜用絕句、組詩、取景清幽、出語平庸卻有無限風韻的特點，的確與王維輞川山川詩頗有類似之處。但假如對張栻山川詩進行進一個步驟的研讀，我們卻更能讀出同中之異。身為深受儒家思惟浸染的理學大師，張栻所眼見的山川之境與以文字表達出的山川之情，是與王維在《輞川集》山川詩中所傳遞的審好心蘊與哲學體認有很年夜分歧的。透過這一層分歧，我們才幹對張栻山川詩的美感特質與背后所系的詩學思惟、理學思惟有更深刻的清楚。
在論述之前，讓我們先對二人的人生經歷及各自山川詩歌的創作佈景有一番簡略清楚。王維生于官吏之家，其父早逝，受終生禮佛的母親影響，王維成為虔誠的釋教徒。宦海沉浮半生后，王維半官半隱于輞川藍田別墅，他包養違法極富代表性的輞川山川詩即創作于這一時期。史載他暮年生涯為：“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與道友裴迪浮船往來，包養網心得彈琴賦詩，嘯詠終日。”“齋中無一切，唯茶鐺、藥臼、經案、繩床罷了。退朝之后，焚噴鼻獨坐，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另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舊唐書·王維傳》）由此可知，王維輞川山川詩的創作時間是其半官半隱時期，創作底色是釋教思惟，詩歌的閱讀對象是其友人裴迪等人。“平生幾許傷苦衷，不向空門何處銷？”（王維《嘆白發》）“空門”，構成王維輞川山川詩的佈景。張栻生于世家富家，其祖父張咸官至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其父張浚官至宰相，力主抗金，組織北伐，為南宋中興名相，后遭排擠而被貶謫湘粵二十余年。張浚既為名相，其言傳身教對張栻天然影響極深，在張栻二十八歲時，張浚更設定他師事南宋有名理學家胡宏，學習河南程氏之學。學成之后，張栻先后于湖湘之地創建城南、道山、南軒書院，倡導師說，最終成為湖湘學派的集年夜成者，而乾道三年的朱熹、張栻會講，則成為湖湘學派隆重之事的標志。由此可知，儒家思惟是張栻終身汲汲尋求與傳道授業的最基礎，其山川詩歌的創作時間，基礎屬于他掌管書院教事時期。當時“從包養價格游之士，請業問難者至千余人”[3]，是以詩歌的閱讀對象除了與其交游的友人如朱熹等人外，從游學子也是其詩作潛在的閱讀者。上面我們來具體看張栻的山川詩歌與王維詩歌的分歧。
一、“空”與“我”
王維所尋求的境界，是“氣和容眾，心靜如空”（王維《裴右丞寫真贊》），其詩歌所呈現的，多是空明境界與寧靜之美。“空”，是王維山川包養網單次詩歌的焦點主題[4]：“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山居秋暝》）“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山中》）“夜坐空林寂，松風直似秋。”（《過傳染感動寺曇興上人山院》）“空”，在這里不成僅視為空無或空蕩，而是作為一個主要的釋教用語，取自佛典。《六祖壇經》云：“我空，法空，空空為三空。”《維摩詰經》有：“色空為二，色便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在佛法中，“空”是事物的本質。王維將這一釋教用語頻繁寫進詩中，其所表達的并非僅是風景的空明，而是在“空觀”的體認中，傳達出心情的“我空”與萬物本質的“空空”。
張栻明確反對由景物來談“空”。有詩云：“秋風颯颯林塘晚，萬綠叢中數點紅。若識榮枯是真實，不知何物更談空。”[5]（《題城南書院三十四詠》之一）假如說“空”的體悟是王維詩思的精華，那么“我”的參與，則是張栻山川詩中的關鍵詞。讓我們來看這首詩：
衡岳山邊霜夜月，青松影里看嬋娟。正須我輩為領略，冷進衣襟未得眠。（《岳后步月》）
詩中的最后三字“未得眠”，說明這是不克不及成眠的夜晚，也說明這首詩的原由。“冷進衣襟”，是當時環境，詩人若何排遣？身處衡岳山中的包養一個月詩人起身、漫步、看月，透過斑包養網VIP駁的松樹樹影，看見明月如霜。詩人突然間領悟到，這清景恰是為我的領略而布置。這番領悟會讓我們想起李白“相看兩不厭，唯有敬亭山”（《獨坐敬亭山》）的物我適宜，會讓我們想起蘇軾“我欲乘風歸往，高處不勝冷”（《水調包養網站歌甜心花園頭》）的縹緲之思，這番領悟也正可與王維在月色中的抽身而出相對照：“人閑木樨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鳥鳴澗》）王維的詩意，可說是“物我兩忘”。但是張栻所自稱的“我輩”，不是松間月下的旁觀者，也不是因為冷進衣襟便無視夜景的無趣者，而是一位對天然抱有賞愛之心、對萬物持有沉摯之思、在此情境中理解領略與回應的“我”。“我”、“我輩”，這般清楚清楚的包養dcard自我參與，不僅顯示出物、我之間的對等，也傳達出在現實的山、月、松之外，詩人對世間風景的敏銳善感與內心世界的堅定廣博。即他并不為嚴寒所苦吟，也不為掉眠而惆悵，而是在此情境下，理解細細領略山中月色，霜下青松。在這里，內在世界的清冷與內活著界的操縱相互“領略”，各得適宜。這種從容暇裕的態度中，正包括儒家面對天然萬物的一種修養境界。
《論語·先進篇》載有孔子問及子路、曾皙等人志向，曾皙舍瑟而作，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孺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包養網站。”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張栻曾對這段話評包養俱樂部論道：“言莫春之時，與數子者浴乎沂水之上，風涼于舞雩之下，吟詠而歸，蓋此中心和樂，無所系累，油然欲與萬物俱得其所。”《孟子·盡心上》也有：“仁者以六合萬物為一體。”又有“萬物皆備于我”。可見，傳統的儒學思惟并不將“天然”當做一個內在的、與我無關的客體，而是在天然中讀出人文的意義，并與個體修養結合。這就是孔子所言“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有學者釋之為：“作為宇宙的‘部門’的‘我’，與作為‘全體’的‘萬物’有其配合的本質。是以，就一方面觀之，從‘我’（包養網單次部門）就可以把握‘萬物’（全體）的本質；另一方面, 則‘萬物’（全體） 的特征也顯現在‘我’（部門）之中。于是，部門與全體就構成交互感應的關系。”[6]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可以更好地輿解張栻山川詩歌中大批“我”所出現的緣由。
在南軒詩中，常見以“我”、“我輩”、“吾”來自陳詩人感觸感染、關聯內在世界與內在心性的詩句，現略如下舉：
“支筇石壁聽溪聲，卻看云山萬疊新包養網評價。總是詩情吟不徹，一時分付與吾人。”（《道中景物甚勝吟賞不暇因復作此》）
“日暮橫斜又一枝，水邊記我獨吟詩。無妨更作江南雨，并寫青青葉下垂。”（《墨梅》）
“披衣凜中夜，起步回祿巔。何許冰雪輪，皎皎飛上天。清光正在手，空明浩無邊。群峰儼環列，玉樹生瓊田。白云起我旁，兩腋風翩翩。舉酒發浩歌，萬籟為肅然。”（《中秋回祿觀月》）
“春日煙沙灘，禪房風竹窗。有時傾綠酒，隨處見清江。世路紛多轍，吾生老此邦。千林看不盡，白鳥往雙雙。”（《仲春旬日野步城南》）
“一曲清江正可憐，隔江新竹露娟娟。好風成我曲肱夢，起看飛云度碧天。”（《題雉山禊亭》）
以上幾首山川景物詩中“我”的出現，都呈現出自我與天然的一種對話，或謂相得。而最后一首的曲肱夢，則尤其顯示出生為理學家的詩人的儒家修養。曲肱夢，語出《論語·述而篇》：“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此中矣。’”顯示孔子之樂不在富貴，不在外物，而在性之所適。張栻援用此語典，暗指本身在雉山禊亭時與清江、新竹、好風適時相會時，內心的悵然之樂，也暗指體認到儒家所推重的自得其樂的修養。
二、“寂靜”與“生意”
王維的山川詩歌，多側重表現山川寧靜之美與寂靜之境。他在《山居即事》中云：“寂寞掩柴扉，茫然對落暉。”表達出他獨居山中時的心態。他素性好靜，又包養意思深受釋教空寂思惟影響，故而他筆下的山川風景常與寂寞之境合而為一。如他的代表作：“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辛夷塢》）在空靈的寂靜中，存在著王維對于天然永恒的體認。這種獨具特點的寂靜之美，是王維山川詩的與眾分歧之處，也歷來為評論家所重視，此未幾述[7]。
與王維山川詩中的“寂靜”分歧，張栻在面對山川風景時，感觸感染到的，卻更多是萬物的“生意”。有詩為證：
“訪古多遺恨，憑欄更獨吟。細看前浦樹，生意已堪尋。”（《大年節登仲宣樓》）
“化工生意源源在，靜處詳觀總不偏。飛絮滿空春不盡，新荷貼水已田田。”（《題城南書院三十四詠》）
“天與孤清迥莫鄰，只應空谷伴幽人。千林掃跡愁無那，一點橫梢眼便親。顧影莫驚身易老，哦詩尚覺句能新。幾多生意冰霜里，說與夭桃安閒春。”（《和宇文正甫探梅》）
“律回歲晚冰霜少，春到人間草木知。便覺面前生意滿，東風吹水綠差差。”（《立春日禊亭偶成》）
所謂“生意”，即生機，春意，本日我們常以“生意盎然”來描述天然萬物茂盛的性命力。張栻詩中的生意，可以從兩方面來進行體認。其一是天然界的生機勃發，即如以上四首詩中說起的大年節登樓時所見的前浦樹木、初夏時節的貼水新荷與漫天飛絮、雪窖冰天里的千畝梅林、春回年夜地時的綠水東風，無一不是展現出宇宙間萬物萌發的生機與活氣。其二則是隱躲在這萌發活潑的性命力之下的詩人，通過對此宇宙萬物的體悟與認知，而傳達出內心的天心春意。這里傳遞出的實在也是一種儒家的修養，那就是儒家認為天然萬物中所存在的鳶飛魚躍之樂。包養網推薦孔子曾言：“天何言哉？四時行包養合約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時的運行，萬物的生長，這是天道的生生之德。唯有體會到天然萬物的生息不斷，方能懂得天理。宋代另一名年夜理學家程顥也從觀看花鳥蟲魚中“以常見造物生意”。他云台灣包養網：“‘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為道也。天只是以生為道，繼今生理者，便是善也。善便有一個元的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即是繼之者善也’”[8]。同樣主張置身于這生機瀰漫的年夜天然中來親身經歷六合氤氳，萬物化生，創造不已的氣象。
張栻詩歌中，對天然生機生意的掌握與體察觸目皆是，如“莫教不難飛花片，且放千林安閒春。”“朔風漠漠低黃云，曉看繽紛萬鶴群。”（《次韻劉樞密》）他的詩中是以充滿著鳶飛魚躍之樂，而非僅有靜寂或空寂之境。他又不僅對待天然山川充滿生意，即在他現實的人生中，也處處充滿生意活潑，可見他內心世界的繁花如錦。還是以詩為例。
陽月躲春妙莫窺，靈芽粟粒露全機。煮茶獨啜冷窗夜，已覺東風天際歸。（《歲晚烹試小春建茶》）
開奩未暇論噴鼻味，便合令居第一流。細擘輕紅傾瑞露，周南端復且淹留。（《初食荔枝》）
本年少雨菊花遲，青蕊方開三兩枝。但得悠然真意在，青山何處不適宜。（《題城南書院三十四詠》之一）
湖邊小筑喜新成，秋進西山照眼明。不是厭喧來覓靜，四時光景本均平。（《題城南書院三十四詠》之一）
可見張栻愛茶，愛食荔枝，愛青山，愛妙理，愛四時風景，愛與友人相聚，愛橘噴鼻滿城。即便在惡劣的環境中，他也真正理解享用當下情境。如《道旁殘火溫酒有作》：“陰崖沖雪冷膚裂，野路燃薪春意回。旋熱提壺傾濁酒，歡然絕勝夜堂杯。”天冷地凍，一杯濁酒卻足已歡然。這種風情高渺的修養，有如蘇軾《獨覺》所言：“浮空眼纈散云霞，無數心花發桃李。”縱使眼睛視力已昏花，內心中卻開出無數桃李繁花。這份與萬物適宜、卻并不受外物主宰的快樂，若非心中有強年夜定力，難于獲得。這種于簡靜處對萬物的賞愛，本身的悠然，以及在包養條件賞愛與悠然背后內心的修持，是儒家所幾回再三推重的精力修養。《論語》中記載孔子日常閑居時氣象：“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申申指年夜樹條干直上，夭夭指嫩枝輕盈妙婉，都是“以樹木生意作譬”（錢穆語）。和順積中，方能英華發外。這是孔子的修為，是儒家至高的修養境界。張栻的這些詩作，所寫雖是一茶一食，一景一情，但通過這些文字，卻可見出他內心的修養與境界，恰是：“化工生意源源在，靜處詳觀總不偏。”（《題城南書院三十四詠》之一）
三、“佛理”與“妙理”
身為釋教徒，王維輞川山川詩中傳達的多是佛理思惟，這一點已成為學界共識，此未幾述。身為理學家，張栻則經常在山川詩中直接說起他所領會到的“妙理”：
清晨騎馬路新涼，來挹湖邊風露噴鼻。妙意此時誰共領，波間鷗鷺靜相忘。（《題城南書院三十四詠》之一）
和風習習禽聲樂，晴日遲遲花氣深。妙理沖融無間斷，湖邊佇立此時心。（《題城南書院三十四詠》之一）
仍然紅日照窗楣，還是往年新聞時。妙理不須尋轍跡，只于生處驗新知。新晴物物有春意，正值一陽來復時。變化無窮俱是易，探原密處起乾知。（《丙申至前五日復坐南窗憶往年詩又成兩章》）
第一首詩中，寫凌晨騎馬過湖邊，湖風微涼，風露幽香。就在這樣一剎那，詩人領略到一種“此時妙意”。“鷗鷺靜相忘”，可視為實指，亦可視為用典。《列子·黃帝篇》中記載過一則廣為流傳的故事：海上有人好鷗鳥，鷗鳥常飛下與之嬉戲，有天他想要捉一只鷗鳥回家，當他再次來到海上時，因為他已經有了想要捉鷗鳥的機心，于是鷗鳥便不願再飛下來。“波包養金額間鷗鷺靜相忘”，表現出詩人已放下人間得掉短長的機心。這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了何為此時“妙意”。第二首詩捕獲的是書院中的某一個剎那，和風晴日，花氣禽聲。詩人用“樂”來描述此時聽到的禽聲，但禽聲何嘗有“樂”或“悲”。禽聲之所以“樂”，是因為此時的詩人內心包養心得怡然自樂。詩人又為何會“樂”？因為他在清淑溫暖的風景中，體會到如熱陽般沖融、如和風般永恒的妙理。第三首是一首理氣詩。詩化用“往年本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崔護《題國都南莊》），以“仍然紅日照窗楣，還是往年新聞時”的生涯現象，點醒尋理之心。又以“新晴物物有春意，正值一陽來復時”，來說明萬物的變化無窮與妙理的無處不在。
但妙理畢竟為何物？詩中反復說起的“妙理”，既是生生不息的生意，是物我適宜的六合，也是詩人本身通過反思和體悟而獲得的對宇宙萬物、對本身人世的懂得。這種懂得，就儒家之學養來說，是一種“見道”之言。即通過對天然萬物生生不息的觀察，“于生處驗新知”，體認到“變化無窮俱是易，探原密處起乾知。”在獲得這層懂得后，天然，人世，本身，包含他所汲汲尋求的理學，都不再是緊包養留言板張、沖突、牴觸、焦灼的關系，而是逐漸達到某種息爭、共存、適宜，“和樂沖融”。這也恰是孔子所言：“知者樂山，仁者樂水。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張栻解釋這段話云：“動靜者，仁知之體。樂水、樂山，言其體則然也……知之體動，而理各有止，靜固在此中矣。仁之體靜，而周流不息，動亦在此中矣。動靜交見，體用一源；仁知之義，非深體者，莫能識也。”在萬物的動靜瓜代中體察“仁知”的真意，體察妙理的地點。可以說，張栻在山川詩歌中所傳達出的審美愉悅，與他對儒家之道的體悟是分不開。
四、張栻詩學觀與宋代詩學
說明張栻山川詩與王維輞川山川詩的分歧，可使我們更好地輿解張栻詩歌中所包括的胸襟學問。但這些山川詩風格高遠，味道悠長，又體現出張栻雖然身為理學家，卻稟賦有詩人之才華與靈氣。為何理學家的詩歌卻并未墮進“語錄講義”之體？結合張栻的詩論，或許可以有更好的懂得。因詩歌實踐與詩論之間，常有彼此相關之處。張栻論詩如下：
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載:有以詩集呈南軒師長教師。師長教師曰:“詩人之詩也, 惋惜不由品味, 或問其故? 曰：非學者之詩, 學者詩讀著似質, 卻有無限味道, 涵詠愈久, 愈覺深長。” 又曰: “詩者紀一時之實, 只需據面前實說。古詩皆是道當時實事。古人做詩多愛裝這言語,只需斗好。卻不思一語不實, 即是欺。這下面欺, 將何往不欺。”
學者多認為在這段話中，張栻將詩分為“詩人之詩”與“學者之詩”，“古人之詩”與“前人之詩”[9]。“古人之詩”只是“詩人之詩”，只是“斗好”，是以文害道，這是他所反對的。除卻這層區額外，我想請讀者留意這兩個詞：“品味”、“味道”。今朝對張栻詩學研討中，少有將其詩學觀與宋代詩學進行聯系者。但以味喻詩是宋代詩學中主要的傳統。在歐陽修《六一詩話》中，曾推重詩歌藝術以“意新語工”、“狀難寫之景，如在今朝；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為主旨。他認為梅圣俞的詩“沉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為意”。其“近詩尤古硬，品味苦難嘬。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歐陽修以味道真淳的橄欖來說明梅圣俞詩的余味雋永，而這恰是張栻認為學者之詩的主要標準：“讀著似質，卻有無限味道，涵詠愈久，愈覺深長。”唯有懂得了張sd包養栻的詩學觀，我們方能懂得為何同為理學家，張栻詩歌與邵雍詩歌的年夜分歧，前者詩風雅正，后者詩風淺顯。我們也方能懂得，為何張栻寫山川的絕句或組詩，會讓人涵詠不盡，體會出儒家的文明修養。因為他的山川詠懷詩，絕不是以描繪風景為主，而是以表達在情形之中體悟的哲學思慮為終極目標。但與此同時，他也以有“無限味道”作為其詩學標準，這種體認使他在提筆創作時有一種自覺，盡量讓創作避開理學家詩常見的寡淡無味的弊病。結合張栻在《與朱元晦書》中的一段談論，或許會讓我們對其詩學思惟有更好的懂得。在信中，張栻談到本身與朱熹、林時中三人的《南岳唱酬集》時云：“山中諸詩纖余恬澹，諷之不克不及已。但覺其間猶時有未戰爭之語。此非是語病，正恐發處氣稟所偏，尚微有存也。”由此可見，張栻所言的“味道”，是偏于戰爭雅正的味道，是孔門所傳“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詩學思惟的表現。這種對“戰爭”味道的尋求與權衡準則，決定了張栻在寫作山川詩中著意呈現出天然風景的和順平靜風貌，這種風貌概況上與王維輞川山川詩歌類似，但內在精力卻判然不同。
綜上，張栻的山川詩歌，是受理學與宋代詩學思惟影響下的配合產物，代表宋代詩學與美學的審美特征，同時也傳遞出他所體認的理學思惟。不成能簡單視為輞川遺韻。其次，張栻理學思惟胸無點墨，若有不成及處，但觀其詠一花一木、日包養網心得常飲食起居、交代酬答之作，平易親切，均可見其性格學問。其詠山川的詩歌，篇幅短小卻有無限韻味，似有王維輞川詩作遺韻，但仔細玩味，在字句結撰之外，卻各自有精深不成測處。《毛詩序》云：“詩包養dcard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甜心花園。”細讀南軒詩歌，南軒之道，亦在此中。
注釋：
[1] 楊文圣：《楊慎詩話校筆》（卷5），四川國民出書社，1990年版，頁116。
[2] 寧淑華：《論張栻山川詩的輞川遺韻》，載《社科縱橫》，2009年7月。
[3] （清）楊錫紱：《城南書院志·改建書院敘》。
[4] 關于這點的詳細討論，見傅紹良：《王維“閑”“空”意趣的禪學再確認》，載《文史哲》，2002年第3期。
[5] 本文所援用張栻詩、文，均出自（宋包養dcard）張栻撰，鄧洪波校點，《張栻集》，岳麓書社，2010年版。后不贅注。
[6] 黃俊杰：《包養合約論儒家思惟中的“人”與“天然之關系：兼論其21世紀之啟示”》，載《現代哲學》，2005年1月。
[7] 關于這點的詳細討論，見張毅：《王維與盛包養意思唐山川詩的明秀空靜之美》，載《南開年夜學學報》，1997年5月。
[8] （宋）程顥，程頤：《 二程遺書》，卷二上。上海古籍出書社，2000年版。
[9] 有關古人的論述，詳見陶俊：《從張栻“學者之詩”看理學對詩歌的積極影響》，載《廣州年夜學學報》，2010年第2期。馮偉：《張南軒理包養合約氣詩論》，載《中國韻文學刊》，2003年第1期。
責任編輯：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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